知识体系是以高度理论化系统化的学科、学术、话语等形态呈现出来的精神产品集群,反映不同民族、不同文明的核心理念及其价值诉求。构建具有中国特色、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,需要把握深厚的历史文化源流。
2020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实施以来,在深化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整体认识的同时,聚焦关键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,精心设计多学科综合研究,取得了一系列进展。左上图为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出土的石雕。右上图为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区出土的玛瑙籽料。左下图为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宫城内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。右下图为浙江余杭良渚遗址水利工程遗迹。 新华社发
汲取传统史学的丰富营养。中华民族素有重视历史的优良传统,中国史学古老悠久,留下了丰厚的史学遗产,几乎全方位地记载着中华文明发展演变的轨迹。传统史学体裁丰富,编年体、纪传体、纪事本末体、典志体等都是突出代表。唐初史学家在编纂《隋书·经籍志》时,就将“史部”书籍划分为十三类。唐宋以降更是异彩纷呈。除了官修史书外,还有大量的私家著述,体裁各异。无论何种体裁,大凡一经创立,即绵延不断,形成巍巍壮观之势。夏商以降中国就有了王朝史官设置传统,史官在中央职官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,形成了国家修史的优良传统。史官以追求真实的历史记录为己任,《左传》中记载的齐太史兄弟、南史氏以及晋之董狐,不惜生命,前赴后继,秉笔直书,捍卫了史书的真实、史官的尊严。孔子治学,没有足够文献来证明的问题宁可不写。司马迁作《史记》,其中的很多记载已经被考古发现所证实。汉代班固称《史记》:“其文直,其事核,不虚美,不隐恶,故谓之实录。”“实录”也成为史学的一种体裁。“盖文疑则阙,贵信史也”,正是中国传统史学求真精神的反映。中国传统史学不仅求真,还有着浓厚的经世精神,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等先秦史学作品中,包含着诸多总结经验、探讨规律的内容,甚至本身就是治国文件的汇编。秦汉以后,无论史家选择何种史学体裁,从国家治乱兴衰的角度来编纂历史,希望史学作品能够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借鉴,始终是他们著史的不懈追求。传统史学从体裁、史观到概念话语,为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深厚基础。
汲取近代史学的丰富营养。中国近代史学是指从19世纪后期到新中国成立的中国史学,这是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变时期。近代史学在理论方法上取得很多成就,康有为的历史进化观、梁启超的“新史学”观、章太炎的历史思想,以及夏曾佑、刘师培、柳诒徵等运用新的历史观,采用西方传入的新的历史概念和史书编撰体例撰写中国历史,都开辟了近代史学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新境界。虽然他们的史观及其实践有很多局限性,但深刻体现了史学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必然性。当然,近代史学的最大成就还是史学家运用近代科学方法,结合中国古代史料特别是新出材料,对中国历史的实证性研究,王国维、陈寅恪、陈垣、顾颉刚、吕思勉、邓之诚、蒙文通等都是代表。近代实证史学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拓展、研究方法的革新、研究成果的取得上,都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,是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内容。